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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刑案
从10岁女孩摔婴不入刑审视法律局限与正义盲目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3-12-24

从10岁女孩摔婴不入刑审视法律局限与正义盲目

(2013-12-21 09:05:26)
以下是引用片段:
10岁女童摔婴案是另一场“网络狂欢”
华商报:重庆10岁女孩摔婴案,招致了大量的舆论谴责,您认为原因何在?
谌洪果:公众看到的视频画面显示,一个10岁的女孩在电梯里对一个未满周岁的婴儿又踢又打,像踢皮球打篮球。据报道后来她又从25层楼将婴儿摔下,并且镇静应对对方家长,大大超过了同龄孩子的情商和智商,因而被许多人称之为“冷血”,觉得她非常的邪恶,引发了网络上的人肉搜索。
我非常理解社会公众的这种义愤,它说明人们对于不善不好不公之事,并不漠然置之。这个事件本身也实在有违人们可容忍的正义及常识的底线。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从激愤的情绪中稍加冷静。当人们并不充分了解事件的真相、不了解孩子的内心动机、不了解其生长和教育的环境时,批判还是需要有所慎重。道德也会杀人,道德杀人甚至更加残酷可怕。这是真相的维度。其次,人们的义愤还隐含着一种人性的维度,那就是大多数人处于本能的直觉,马上就将这个女孩定性为极端的反人性的恶魔,因而欲除之而后快,但这种思维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华商报:当年贺卫方老师演讲,也认为药家鑫案是一场网络的狂欢,这次是否一样?
谌洪果:对,这刚好就是我想加以比较的案件。药家鑫极其残忍地捅死被撞伤的农妇,这一事件刚一报道出来,舆论民意的倾向,同样也是认为他是毫无人性的“恶魔”,好像只有大卸八块才能消心中之恨。加之该案被附加上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等想象的因素,导致人们对其的谴责更加站在某种道德正义的制高点。待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随着各种深度报道和两个家庭悲剧的进一步显现,人们才发现药家鑫本人也是很可怜的,是畸形教育的受害者,这时才有不少人开始反思当时的义愤是不是也是盲目的。
今天大家对于这个只有10岁的重庆女孩,这样的义愤是不是也很熟悉?无论如何,我们对真相的了解都是欠缺的,无论如何,她是一个在善恶认知和行为选择方面存在缺陷的孩子。以成人世界的标准来评判和衡量这一特殊的个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偏颇的。当然,如果类似孩童恶性事件越来越多的发生,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反思这个社会在制度、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总之不能简单化地论断和一棍子打死。
华商报:可是,这种大众正义也有其合理性吧?
谌洪果:刚从已经说过,我从来珍惜这种正义的情感。清华大学朱令被投毒案,我曾专门写文章声援公众的这种朴素正义诉求。但我们一方面要学会就事论事,另一方面也要对自以为正确的正义和道德进行适时的反省,更加客观冷静的看待真相,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发泄和抱怨都是无济于事的,反而有损于司法的公正。

因为不信任,民意才产生了对司法的压力
华商报:您说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果加剧,往往与制度文化、教育背景等有关,但刑法不也只能根据客观结果和被损害的利益来归责吗?
谌洪果:这个没问题。但是刑事处理需要综合权衡和考量。罪犯的主观恶性,故意或过失等,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比如在判决书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措辞,如“社会危害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这就不仅说明犯罪的危害后果,也涉及法律对其罪恶本身的主观评价。法官写下这些措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意的呼应。这些带有道德评判性的断语对判决结果具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可杀可不杀的情况下。
华商报:在这个案件中,人们认为法律“失守”了,您如何看?难道未成年人作恶就能“情有可原”,甚至是“逍遥法外”?
谌洪果:这个问题反映了我们对法律还是期待过高,对作恶者的逍遥法外实在心有不甘。可是,法律的作用本来就是有限的。1999年我国通过并在2013年修订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就明确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不能单靠法律、道德、宗教、政策,也无法靠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人民团体、学校、家长等某一单独力量去完成,它一定是综合配套、事前事后机制合力发挥作用的过程。
作为一个从事法律教育的人,我更能深刻体会到根子还是在我们的人格健康教育的缺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的矫正方式有监护人“严加管教”和送往工读学校等,我对这两者也并不抱太大期望。很多时候孩子的性格缺陷,其实就是所谓严加管教的结果;工读学校如果仅仅是在普通教育之外增加所谓的普法教育,我认为也起不到实质作用。善好的教育是要在自由、开放、包容、平等、理性的氛围中培养发展起独立、责任、信念、尊重、关爱等精神素养。成人的世界本就是充满暴戾和缺陷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何可能?
华商报:可我认为这更像无原则的怜悯宽恕。就像当前法学界主流主张废除死刑,可民意却却认为死刑不可废,对坏人恶人就要用严刑峻法。你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谌洪果:当一桩残酷的悲剧降临,受害人陷入绝望无助的痛苦,期待某种复仇正义,这些都是最真切的情感,也构成了立法的重要依据。但问题在于,该如何从痛苦中走出?光靠把凶手杀了,能不能满足?这样做是否能避免今后类似悲剧的发生?废除死刑当然不能一蹴而就,得考虑复杂的语境。即便在废除死刑的国家,一旦发生残酷可怕的凶案,主张恢复死刑的声音也会凸显。然而,自由要尊重本能,但自由的价值在于超越本能;同样,法律要尊重民情,但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超越民情,不能被民意中的盲目冲动因素所支配。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言,法律不是激情,而是理性,它不能对抗民情,但有责任引导民情走上文明理性的轨道。总之,法律和民情之间应保持合理的张力。
华商报:但是,难道民意对于复仇正义的期待不该得到满足吗?
谌洪果:我反对的不是民情中的正义因素,而是忧心在群情激奋下,人们容易丧失基本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作为法律人,我更深切的关怀在于,必须更加细致地分析民情对法律的期待到底何在。在我看来,民众也不一定都是仅仅要求喊打喊杀实现实质正义的,许多时候民情往往对程序正义有更高的期待。民愤很大,不是因为被告该不该死,而是说你这个司法到底公不公正,透不透明。药家鑫案,大家的抱怨很大程度就是针对法院一些有违司法独立性的做法,以至于将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的因素放大。再往前的杨佳案,也是如此,有民众说,我们认为杨佳是该死,但总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吧。

保护孩子,未满14岁不入刑法有其合理性
华商报:这个事件让大家热衷探讨“14岁以下孩子是否应该入刑”的问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杀人偿命”、“因果报应”,从公平角度,也不能对未满14周岁的孩子的邪恶行为不予法律追究吧?
谌洪果:我理解的所谓未成年人保护,一方面,是要防止未成年人受到暴力、色情等伤害污染,但另一方面,则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作恶需要有特殊的宽大处理和预防矫正。毕竟其在认知意志方面都是不成熟的,如果未成年人方方面面都让人满意,还需要教育干什么?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都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尽管其中蕴含家长主义的原理,但也符合自由主义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期待。比如即使在承认色情业合法化的国家,引诱未成年从事色情服务也是违法的,处罚力度是相当大的;我国刑法对奸淫幼女的特殊规定,不管对方是否自愿,都按强奸罪从重论处。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符合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儿童在各方面的健康成长,才能使人类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对未成年人不能施加与成年人同样的刑事标准,这是不言而喻的。
华商报:但问题是,14周岁不入刑法这个年龄刻度的设定合理吗?
谌洪果: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件,比如法律规定18岁才可以判处死刑,但其犯罪时如果刚刚超过18岁1天,或者还有1天才满18岁,那么他的命运就是天壤之别。对于未成年人也是这样,少于14周岁一天或者多一天,他们的责任担当就完全不一样。但是要知道,立法是一种普遍的规定,对年龄刻度的规定,要尊重人们对是否成年的普遍常识标准,但说到底,规定多少岁可以承担刑事责任,毕竟是专断的。
实践中是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这个摔婴女孩,才10岁,但她的智商情商和冷静程度,大概早超过了18岁的普通人。可是法律就是这么无奈,它的视角是普遍性的,如果一味追求特殊正义,反而可能带来任意、专断、偶然和不确定性。更何况我们没有普通法那种判例推进的技艺和传统,所以也只能坚守普遍和形式正义的标准。
华商报:我国设定的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界限是14岁,但在欧洲一些国家是10岁,甚至还有8岁的。那么是不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进化的进步,14岁的标准已经不大合适了?
谌洪果:是否成人的标准设定,同样需要考虑历史、文化、传统、语境、教育、发达程度等因素。在自由开明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可能很早就具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责任能力。但我认为,中国设定的14岁标准,目前看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一定要较真,那在古代社会,13岁就是婚育年龄了,毕竟那时人均寿命也就是35岁左右。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展现如此大气的政治管理能力时,也不过16岁呢。所以年龄标准真的不是绝对的。
华商报:但我们今天关于14岁以下孩子的法律责任问题,毕竟还处于一个比较缺失的状态。有一个案例说,一个13岁的男孩杀人后,当警方去抓他,他还质问警方我没满14岁,犯什么法了?
谌洪果:你说的还是特殊个案。总有一些未成年人在心智和犯罪能力等方面,都大大超过成人。随着有一天14周岁以下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立法标准当然可以提前。但我还是要强调,立法的改变毕竟是一种系统的改变,需要有生理心理学、统计学等的充分依据,这是立法科学化的要求。
以14岁为标准,不一定就会放纵很多的恶,只要我们法治顺畅,有理性健全的社会环境;相反,在法律实施机制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即便把标准放到10岁,难道就能减少很多的恶吗?说到底还是我们对法律的期待过高,法律只是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只是为社会提供基本的行为底线,它绝对不是全部。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进路。
华商报:我们做一种假设:如果真的要对这个10岁的孩子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社会的反应和遏制恶性事件的效果会不会好些呢?
谌洪果:我不做这样的预测,但我能隐隐嗅到这一思路的危险。社会反应好,也许只是迎合了人们暴力的倾向。我一直有个疑惑,这种恨不得把摔婴女孩五马分尸的倾向,是不是和小女孩行为中那种漠视生命的逻辑是一样的?难道因为这个10岁女孩对生命漠视,我们就有正当理由对其生命加以漠视?这是不是使我们陷入恶性的循环?我们救赎的出路在哪里?我必须再次声明,悲剧已经发生,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当然要谴责10岁女孩的邪恶,尤其谴责其父母的一些貌似辩解其实逃避责任的言行,但我们还应该追求悲剧的根源,而不是一杀解恨了事。

“天生犯罪人”的说法是制度歧视
华商报:您定义这是孩子的“恶”,那么当如何消除这种恶呢?
谌洪果:我也不知道。没有单一固定、一劳永逸的答案。这是人类的局限性决定的。但我们之所以设计制度,就是为了避免犯重复的错误。从大学教师的立场,我还是认为,摔婴案悲剧的根本原因,还是教育缺陷。无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都要探索一种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
华商报:许多人都说,这种悲剧还有信仰缺失的原因。
谌洪果:是的,真正的信仰,会让人产生的生命的敬畏,对行为的内在约束。干坏事是容易上瘾的。人间世界或许只是永恒宇宙中善恶斗争的一个战场而已。这一点在此无法展开。
华商报: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重庆的10岁女孩,还有很多的未成年杀人者,很多人说他们是“天生犯罪人”,即使你今日放过他们来日仍会作恶,您赞同吗?
谌洪果:从小孩的身上,我们是可以看到了这种“恶性”,比如我小时候也曾经把一只小鸡活活掐死,只是觉得好玩。今天我是无论如何下不了这个手的。
恶本身的根源和表现也是很复杂的。很多悲剧都是发生在好人与好人之间,好心办坏事就是一例。阿伦特说有平庸的恶,就是一些听命于体制命令的执法者,却可以在平庸地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犯下种族屠杀的滔天罪行,还自以为没有责任;而有一种极端的恶,则是天生就想害人。你不能否认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客观地看,人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像重庆的小女孩可能就是魔鬼的一面显示得多一点。但实际上人的天使一面和魔鬼一面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况的,如果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教育环境恶劣,那么恶的一面很可能就会战胜善的一面;反之,天使的一面就会克服魔鬼的一面。
华商报:所以,“天生犯罪人”的说法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地歧视?
谌洪果:刑法学曾有一个学派叫做犯罪人类学派,以龙勃罗梭为代表。通过解剖分析死刑犯的骨骼大脑,他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犯罪人,具有反社会的人格。因此,在这些人有能力危害社会之前,就要把他们先管制起来。这种理论虽然有社会生物学的依据,但是这种观念落实到社会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上,就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它把人按类别划分,有黑人白人,有男人女人,有天生犯罪人和天生健康的人,有优等人和劣等人,然后予以分别对待,这就是典型的种族歧视,发展到极端,就是种族灭绝。要知道,所有引领社会创新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多少都具有这种犯罪人格,因为他们要创新,就必须挑战社会的常规嘛。
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人格身份地位的伦理性平等,就是不以类别划分作为立法执法的依据。假如我们把这个重庆女孩归类为天生恶人,那么灭了她就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的重负了。就像当初对待黑五类一样。但正是道德的重负,使人成其为人。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看到这种恶的倾向在自己身上同样存在,那么在我们愤愤不平地喊打喊杀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大义凛然,可能就不如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有底气了。

(采访:刘斌;载于《华商报》2013年12月21日B5《原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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