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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评论
“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研讨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5-8-17
“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研讨
—在“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律师同仁、同事: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就“以审判中心”司法改革这个话题与各位交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于刑事辩护律师而言,“以审判为中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说它是机遇,因为我们办理刑事案件的主战场本来就是法庭,法庭之外几乎无所作为;说它是挑战,因为控方为适应这个改革所做的应对,使得我们面临更大的压力。
刚才各位专家学者都提到:“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是“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理想诉讼模式,有学者把控辩审三方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等腰三角形关系。而要实现这一模式,就必须首先了解当前的诉讼模式特征。我觉得,目前的诉讼模式下控辩审的关系就是“边长分别为三、四、五的直角三角形”。毫无疑问,辩护律师就是最短的边,而最长的那个边也不是法院,而是检察院。如果这样一个比喻成立的话,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就很明确了,男就是通过制度设计让短边边长,长边变短。具体而言就是:强化辩护权、改革检察院、规范审判权。
二、强化辩护权
1、辩护权内容不具体。比如刑诉法规定的辩护律师知情权,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这里的有关情况是程序性情况,还是包括实体性情况?侦查机关应该告知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制作告知笔录或者以书面形式告知……
2、辩护权性质不明确。比如辩方举证权是权利,不是义务;控方举证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三条规定:控辩双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出示证据,应当说明证据的名称、来源和拟证明的事实。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对方提出异议,认为有关证据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法庭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可以不予准许。既然举证是辩方的权利,为什么还要法庭认为必要。
3、辩护权缺少必要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对侵犯辩护权没有救济措施,辩护权也是花瓶权利。所以,有必要对侵犯辩护权规定救济措施。比如是不是可以规定,侵犯辩护律师会见权,构成程序违法,甚至所取得的证据无效?刑诉法第39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法院不调取怎么办,侦查机关不给怎么办?
4、辩护权保障立法缺陷。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应有法律做出规范,是立法法赋予两高的权力。但是,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经常看到,两高司法解释限缩了刑诉法对辩护权的规定。比如上边所举的白户人举证,司法解释规定法院认为必要,超越了刑诉法的规定。所以,建立以审判为中心,必须从立法上确保辩护权完整。
二、改革检察权
根据宪法规定,我国检察院的检察权包括刑事公诉权、检察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这三项权力虽然由检察院的不同部门行使,但是将这三种权力集检察院一身,难以避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凌驾于审判权之上的监督权,加上检察院所特有的真无犯罪侦查权,使得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地位超过了法院,给“以审判为中心”所要求法庭权威带来严峻挑战。
我看过最高检某研究人员写的一篇文章说,“以审判为中心”与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诉讼监督并不矛盾。他对“为什么不矛盾”做了一番论证,主要依据就是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但是,真的不矛盾吗?作为执业律师,我的感觉是,检察院的监督权、公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这种矛盾,从最表层的诉讼的事务性安排,到诉讼权利的行使都有所体现。小的如开庭时间的确定,法官多要和公诉人事先协商,确定后直接通知辩护律师。我就曾遇到过,第一天开庭结束,审判长宣布明天继续开庭后,公诉人外出,某辩护律师提出明天有其他开庭安排,并出示其他法院的开庭通知。审判长说:“那我不管,你自己协调”。等公诉人回来告诉审判长明天有事,审判长说:“开庭时间另行安排”。当然,这都是小事。
我办理某官员受贿案,向法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审判长开庭时宣布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但是,公诉人不同意,审判长于是又改变决定:不同意启动。还有,因为被告人辩称庭前供述都是办案人员编好后逼迫他签的字,所以我申请法院依法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法院口头征求公诉人意见,公诉人不同意,审判长就说“我也没有办法”。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局长单国潍案,法院向检察院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要求检察院三日内提供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检察院拒不履行。审判长告诉当事人家属及辩护律师:我们没办法了,你们往上告吧!
法院为什么拿检察院没办法,法官为什么害怕检察官?我的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举报法官的材料都在我们手里。所以,你会看到,对于个别检察官“闹庭”,法官一点办法也没有。刑事诉讼法关于扰乱法庭秩序的规定,是针对旁听人员和诉讼参与人的,而检察官却不包括在内。
所以,尽管刑诉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需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材料,或者根据被告人、辩护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收到调取证据材料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但是,如果检察院拒不提交,法院没有任何办法制裁。
所以,检察院的监督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存在,成为悬在法官头上的一把剑,使得检察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因为前述控审关系的失衡,从而导致辩审紧张。目前所出现的死磕中法官不像法官、律师不像律师的很重要原因,恐怕都与此有关。
只有彻底改革检察权,理顺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控辩平等”的诉讼机制,实现“以庭审为中心”。当然,要对检察权做根本性变革,不仅涉及到诉讼制度,还涉及到宪法的修改,更有可能受到检察系统的抵制。从这一点上看,司法改革如果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共识是很难推进的。
三、规范审判权
四中全会决议有一段话:构筑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宪法也都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但实践中却存在很多的不公开、假公开。大案要案自不必说,即便是一些在市县范围内有点影响的案子,也通过限制旁听人数、安排小法庭、发放旁听证、安排工作人占座等方式搞假公开。正是因为不公开,才会出现剥夺当事人的诉权的情况。我曾经遇到过,一审改变起诉书指控罪名把被告人判了,二审法院竟然认定一审已经就新罪名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
所以,我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不是以法院为中心,更不是以法官为中心,而是以诉讼目的和庭审活动为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司法权进行监督、制约、规范。而这种监督、制约、规范不能仅靠系统内力量,而应该引入社会力量。当务之急,就是加大审判公开力度。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取得突破:
首先是完善庭审同步录像制度,及时固定程序性争议,加大审判公开力度。关于庭审同步录像,早在2010年10月最高法院就做出了规定。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主要是用做对扰乱法庭秩序的证据,却不向社会公开。庭审中法官剥夺被告人诉权、或者限制律师辩护权的,却不可能拿到同步录音录像证实。辩护律师与审判人员就程序问题发生争议后,书记员不记录,律师没有办法证明。所以,应该发挥现有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直接规定把它挂到法院的官网上。既有利于揭露个别辩护律师扰乱法庭秩序,更有利于约束司法人员违法,还可以为专家学者研究庭审问题提供最直观的资料,法庭也不用时时处处提防偷偷录音录像。我想这个措施,比单纯的公开法律文书要好。
其次,落实司法公开的更进一步措施,我觉得应该公开全部证据材料。因为仅仅已经公开的判决书,是看不出判决中的问题的。判决书总不会引述证人互相矛盾的证言。只有连同判决书公开全部涉案证据,才能把司法置于阳关之下。当然,公开证据材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限于公开审判的案子;二是对证人个人信息做技术处理。最近,武汉大学孟勤国教授发文指责三家法院枉法,引发学界讨论。如果法院把全部证据材料连判决书都公布在网络上,是不是更有利于公众明辨是非。同时,法官撰写判决书自然会增强说理性,不会动辄以“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撰写判决书了!
以上发言,多有谬误,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戴福,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诚信在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电话:1391041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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