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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5-9-24
司法改革必须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文/戴福 (北京市诚信在线律师事务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应该说,“以审判为中心”改革是整个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要把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落到实处,需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根本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那么,在当前背景下,在现有条件下,司法改革能够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笔者认为,司法改革必须要解决好如下重大问题:
第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构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权力干预和司法独立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司法独立曾一度成为学术研究和新闻宣传的敏感话题。但是我认为,要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这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厘清权力与司法的关系,切断权力对司法的干预,确立司法独立原则。
近些年来,为媒体广泛报道的冤假错案,把政法委干预个案的弊端暴露无遗。针对权力干预司法,各地做了一些改革,比如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局长。但是,这对于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左右司法的本来就不是公安局长,而更多的是以“维稳”、“大局”为借口的个别政法领导。我们在办案中经常遇到“公检法联席会议”、“打黑除恶办公室”之类的临时组织,而且很多都是省级的,法院也名列其中。我办理过的涉黑案件的案卷材料中,就有省打黑办领导对涉黑案件的具体批示,甚至公安机关的“侦查终结报告”都对联合办案情况的记载。上级法院提前介入刑事案件,既破坏了公检法之间应有的制约关系,也破坏了诉讼法所规定的审级制度。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够让法院违法、越位?当然是权力不当干预。法院提前介入了刑事案件,参与了刑事案件的审前程序,必然导致庭审的虚化,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以审判为中心”。
在职务犯罪中,这个问题更严重。以前遇到的反贪案件,纪委都是在司法程序结束以后,根据法律文书对官员做出处理决定。但是,我最近办理的几个官员受贿案件,纪委在把案件移送司法程序以前,即做出处理决定,认定了受贿数额。可以想见,后续审查起诉、开庭审理怎么能够独立,怎么能够做出与纪委不一致的认定。
所以,如果权力干预和司法独立的关系处理不好,是不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但是,如何落实,需要研究。我觉得,不改革权力运行机制,不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不可能做到干预留痕的。
第二、“以审判为中心”必须对检察权做根本性变革,才能理顺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关系。
我看过最高检某研究人员写的一篇文章说,“以审判为中心”与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诉讼监督并不矛盾。他对“为什么不矛盾”做了一番论证,主要依据就是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但是,真的不矛盾吗?我的感觉是,检察院的监督权、公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确实存在矛盾,而且是很大的矛盾。
这种矛盾,从最表层的诉讼的事务性安排,到诉讼权利的行使都有所体现。小到如开庭时间的确定,法官多要和公诉人事先协商,确定后直接通知辩护律师。我就曾遇到过,第一天开庭结束,审判长宣布明天继续开庭后,公诉人外出,某辩护律师提出明天有其他开庭安排,并出示其他法院的开庭通知。审判长说:那我不管,你自己协调。等公诉人回来告诉审判长明天有事,审判长说:开庭时间另行安排。当然,这都是小事。我办理的某官员受贿案,向法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审判长开庭时宣布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但是,公诉人不同意,审判长于是又改变决定:不同意启动。还有,因为被告人辩称庭前供述都是办案人员编好后逼迫他签的字,所以我申请法院依法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法院口头征求公诉人意见,公诉人不同意,审判长就说“我也没有办法”。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局长单国潍案,法院向检察院发出调取证据通知书,要求检察院三日内提供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检察院拒不履行。审判长告诉当事人家属及辩护律师:我们没办法了,你们往上告吧!
法院为什么拿检察院没办法,法官为什么害怕检察官?我的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举报法官的材料都在我们手里。所以,检察院的监督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存在,成为悬在法官头上的一把剑,使得检察官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理想的诉讼架构是“两造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但是刑事诉讼中,这种异化了的监督权、加上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存在,对“以审判为中心”形成严峻挑战。所以,必须改革检察权。而要对检察权做根本性变革,不仅涉及到诉讼制度本身,还涉及到宪法的修改,而且还会受到检察系统的抵制。所以,从这一点看,司法改革只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以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而目前的改革是在缺少此种共识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改革措施相互龃龉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以审判为中心”必须切实规范辩审关系,解决庭审虚化、辩护形式化问题。
诉讼制度“两造对抗、居中裁判”的前提,是两造平等。但是,因为前述控审关系的失衡,从而导致审辩紧张。在强大的检察权面前,法官只能挤压律师的辩护空间。这也是近几年来“死磕”成为刑事诉讼焦点话题的主要原因。
辩审冲突对刑事诉讼的危害,想必谁都不会否认。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辩审冲突的原因,也就很难拿出解决问题的对症药方。更为糟糕的是,对于真相和信息的垄断,造成了社会公众、甚至司法高层对“死磕”的误解,将“死磕”和“闹庭”、“闹事”等同起来。如果法官能够公正地主持庭审、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哪个律师去“死磕”,因为决定案子结果的是法官,与法官死磕,那不是找死吗?
所以,构筑健康的辩审关系,必须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平心而论,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对法官权力缺少规制,导致其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时因为受到检察权的制约,在控辩之间发生争执时,法官只能通过压制辩方推进诉讼进程。
比如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当控辩双方就证人是否应该出庭发生争执时,法官往往以“人民法院认为没有必要”作为拒绝证人出庭的依据。最高法关于适用《刑诉法》的解释颁布施行后,此种情形更为恶化。控辩双方在申请证人出庭、鉴定人出庭、出示证据等各个方面,都需法庭认为有必要(例如解释第203条)。所以,在贵州小河案时,辩护律师要求出示案卷中的侦查终结报告证明“黑打”,法庭就不同意。至于申请法院调取证据、重新鉴定、排除非法证据等,也都是以法庭“认为有必要”(解释第222条)为前提。在实践中,法官为了少惹麻烦,我遇到的情况是,他们都是先征求公诉人意见,而后做出决定。
当然,立法上的缺陷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司法人员的有意枉法。可能这一点有很多人不接受。大家都知道,曾经发生的律师为了阅卷到某法院门前举牌抗议的事件。说实话,我不赞成律师到法院门口举牌,但是律师又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规定了申诉律师代理制度,刑诉法规定了律师可以代理申诉,但法院为什么就不让阅卷呢?虽然该事件不是发生在案件的审判阶段,但对我们认识当前的审辩冲突是有借鉴意义的。所以,如果不能切实规范审判权的行使,是不可能处理好审辩关系的,也不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第四、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必须推进审判公开,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有效监督。
四中全会决议有一段话:构筑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宪法也都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但实践中却存在很多的不公开、假公开。大案要案自不必说,即便是一些在市县范围内有点影响的案子,也通过限制旁听人数、安排小法庭、发放旁听证、安排工作人占座等方式搞假公开。正是因为不公开,法官才敢在法庭上剥夺当事人的诉权,才敢于出尔反尔。我曾经遇到过,一审改变起诉书指控罪名把被告人判了,二审法院竟然认定一审已经就新罪名听取了控辩双方意见。前段时间,有一律师发微博指责公诉人当庭说“法庭上别跟我讲法律”。法院为帮助公诉人澄清,公开播放了一小段视频称“律师听错了”。该律师遂要求法院播放全部庭审录像,但法院就不再回应了。
所以,我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不是以法院为中心,更不是以法官为中心,而是以诉讼目的和庭审活动为中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司法权进行监督、制约、规范。而这种监督、制约、规范不能仅靠系统内力量,而必须引入社会力量。当务之急,就是加大审判公开力度。
早在2010年10月,最高法院就规定了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对于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主要是用作追究扰乱法庭秩序的证据,却不向社会公开。庭审中法官剥夺被告人诉权、或者限制律师辩护权的,法院是不会公布同步录音录像的。辩护律师与审判人员就程序问题发生争议后,书记员不记录,律师没有办法证明。所以,我觉得应该发挥同步录音录像的作用,直接把它挂到法院的官网上。既有利于揭露个别辩护律师闹庭,也能约束司法人员枉法,还可以为专家学者研究庭审问题提供最直观的资料,法庭也不用时时处处提防旁听人员或诉讼参与人偷偷录音录像。我想这个措施,比单纯的公开法律文书要好。
落实司法公开的更进一步措施,我觉得应该公开全部证据材料。因为仅仅依据公开的判决书,是看不出判决中的问题的。判决书总不会引述证人互相矛盾的证言。当然,公开证据材料,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限于公开审判的案子;二是对证人个人信息做技术处理。最近,武汉大学孟勤国教授发文指责三家法院枉法,引发学界讨论。如果法院把全部证据材料连判决书都公布在网络上,是不是更有利于公众明辨是非。如果这样做,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自然会增强说理,不会动辄以“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撰写判决书了!
第五、取消检察院检委会、法院审委会决定个案的职权,禁止内部领导干预个案,落实“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
“有权必有责,违法要追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近年来出现的冤假错案平反后,却鲜有案件承办人被追责,或者即便是被追责,也多是象征性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想是因为此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都是经过检委会、审委会讨论决定的,如果承办人没有受贿,怎么能追究承办人的责任?
早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四中全会又要求: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但是,要让办案人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的前提,必须是办案人独立办案。而审判委员会对个案的审议、决定权,使得责任主体虚化。“以审判为中心”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要让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而不是形成于法庭之外。所以,只有取消检委会、审委会对个案的决定权,才有可能落实办案责任终身制和错案问责制。
除了审委会决定个案结果这一制度性措施以外,还有检察院、法院领导个人干预案子的情况,其危害也不容忽视。2015年3月30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禁止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过问、干预案子。既然禁止违法过问和干预,就存在合法的过问和干预,但是两者的界限在哪里?没有具体的规范。要求办案人员对领导过问和干预案子做全面、如实记录,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措施的出台至少表明了执政党对公正司法的迫切要求。所以,除了取消检委会、审委会决定个案的职能以外,还要建立有效制度防范个人干预案件。只有这两个制度能够行之有效,才会督促办案人尽职尽责地办案,真正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
当然,“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涉及的具体问题更多,都需要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在消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以后,进行全面统筹规划、稳步推进!
【作者联系电话:1391041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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