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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判阶段担任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来源:刑事辩护网 作者:戴福 发布时间:2012-6-9
五、审判阶段担任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1、查阅、复制案件材料
2、法庭调查质证、举证
3、法庭辩论
4、调查取证申请权
5、代理公告、举报
原创: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权益保护问题与对策
—北京律师律师协会第二届律师论坛的讲演节选
一、关于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益保护存在的缺陷
1、刑事被害人委托律师控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害人有权控告。但是,该法却没有赋予被害人委托律师代理控告的权利。而在《律师法》第二十八条关于“律师可以从事的业务”中,尽管在第六项有“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的规定,但是代理控告究竟是否属于非诉讼法律事务,也没有明确的解释。所以,被害人委托律师控告存在法律障碍,以致实践中公安机关根本就不接待律师。
2、刑事被害人不能自刑事诉讼开始获得律师帮助。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但是,对于被害人而言,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才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可是,众所周知,与犯罪嫌疑人一样,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同样需要法律帮助。
3、刑事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所享有的权利不明确。现行《刑事诉讼法》为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除规定他们自己享有自行辩护、辩解等权利外,特别规定了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和辩护。而无论是律师提供帮助,还是进行辩护,均规定了享有的诸如会见、阅卷、取证等权利,而对于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享有哪些权利,现行刑诉法没有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而只是散见于个别司法解释中。但与辩护人享有的权利相比,这些规定既不具体、也不充分。甚至司法实践中出现办案机关不允许被害人代理人复印卷宗的情况,
4、刑事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如何参与程序缺少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被害人除对司法鉴定结论具有知情权以外,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被羁押、强制措施种类等并不影响侦查的程序事实,均无法获知,更无法提出异议。实践中,被害人只能通过上访反映问题。对于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也很难像辩护人那样得到办案机关认可,有法院甚至不允许被害人的代理人就刑事部分发表意见。
5、刑事被害人无权就法院作出的刑事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根据现行刑诉法,被害人无权就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而只能在收到判决书后五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就判决提起抗诉的时间为十日,因为被害人和检察院收到判决书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上诉期已过,即便是认为被害人的请求合理,也难以通过抗诉程序解决。另外,检察机关能否提出抗诉,取决于人民检察院,被害人的要求无法获得司法审查。
6、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其近亲属不具有当事人诉讼地位。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但是,对于被害人已经死亡的案件,包括因犯罪侵害而死亡和其他原因的死亡,其近亲属却不具有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虽然他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但是同条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中却不包括被害人近亲属本人,而司法解释中也没有被害人近亲属参加诉讼的规定。所以,有法院就以近亲属参与刑事诉讼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被害人近亲属参加刑事部分审理。我想,刚才提到的凤凰少女案,法院不通知近亲属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刑诉法对被害人权益的忽视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二、对立法忽视被害人权利保护原因的探析
第一,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来看,历代统治者多是重刑轻民。因此,封建时代的法律,侧重于对于犯罪的严厉打击,以维护正常的统治。所以,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对涉嫌犯罪者的权利保障,几乎成为空白。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不断进行,特别是法学界对于西方刑事诉讼理念的引进与推崇,也深深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在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和规则的制定上,立法者自觉不自觉地向着“矫枉过正”一端倾斜。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谁不谈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谁就好像落后于“世界潮流”;如果谁不倡导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护,谁就被认为缺乏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被害人权益在立法中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
但是,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所享有的权益无论如何也不能比被告人少。另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也不应以牺牲被害人的权益为代价。
第二,有一种观念认为,犯罪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侵害,惩罚犯罪自然成为国家的权力和责任。如果对这样一种观念进行极端化演绎,就很容易得出追究犯罪与被害人无关或者与被害人关系不大的结论。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往往就忽略、乃至忽视了被害人的存在。比如在侦查阶段,被害人除了作为证人提供“陈述”以外,几乎无法获知案件进程,更无法提出异议,而委托律师去问办案机关,也常被办案机关拒绝;在审查起诉阶段,虽然刑诉法规定了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诉讼代理人意见,但是对于诉讼代理人提出的意见多半也得不到回应;即便是到了审判阶段,个别法院甚至于只允许诉讼代理人就附带民事发表意见。
可是,犯罪行为虽然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但是首先侵害的却是被害人的利益。国家追究被告人的责任,却不能因此剥夺、限制被害人所应当享有的程序权利,
第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律规定,公诉机关负有指控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责,所以公诉机关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就代表了被害人的利益,故不需要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参与指控犯罪。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官就以此作为不允许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发表意见的理由。
但是,基于职责定位,公诉人代表国家进行指控犯罪,却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被害人的利益。况且,就指控犯罪而言,公诉人与被害人在认识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案件定性究竟是故意伤害致死还是故意杀人、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被害人是否具有过错等等。
综合上述,我认为,在存在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应当享有完全的、充分的程序参与利,他所享有的这些权利应该与被告人所享有的各项权利相对应。为此,就完善刑诉法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三、加强被害人权益程序保障的立法建议
1、应当明确规定被害人有权随时委托律师提供帮助。针对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从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应当将被害人委托代理人的时间提前到刑事立案以前,即被害人有权随时委托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非但如此,还应明确即便是刑事诉讼开始以前,被害人也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控告。
2、应当立法明确刑事被害人对刑事侦查的知情权。为保障刑事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侦查活动应当保密。但是,保密并不等于搞神秘司法。对嫌疑人是否刑事立案、所涉罪名为何、强制措施种类等无碍侦查的程序事实,应当及时通知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事人。另外,对于立案后撤销的案件,也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撤销的事实及原因,而不能以保密为由,拒绝被害人和社会的监督。
3、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享有权利进行合理配置。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外,应当明确增加以下五项:(1)知情权,即对于立案与否、程序进展、强制措施、销案原因等享有知情的权利;(2)异议权,即对于司法机关作出的决定提出异议,比如对办案机关不予立案、对嫌疑人变更措施、对重要物证遗漏、立案后销案等有权提出异议;(3)参与权,既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任何阶段,均可向办案机关陈述自己的意见,当然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4)上诉权,即对于一审判决享有独立的上诉权,而不再只是请求公诉机关抗诉;(5)获得帮助权,即包括控告在内,被害人有权随时委托律师参与刑事诉讼。
4、赋予诉讼代理人具有与辩护人相对等的诉讼权利。作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律师应当享有诸如阅卷权、取证权、申请权等与辩护人相对等的权利。特别是在庭审中,诉讼代理人与辩护人一样,享有发问、质证、辩论等权利,可以提出与公诉人相同或者不同的观点和意见。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所享有的这些权利,可以在零星散乱的司法解释中找到,但因为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加之相关规定失之概括、笼统甚至模糊,以致实践中形同虚设,经常被法官束之高阁,故应在刑诉法中加以明确。
5、赋予已经死亡被害人近亲属具有与被害人同等的权利。在被害人已经死亡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近亲属的合法权利要得到保障,就必须赋予被害人近亲属以被害人的法律地位。所以,应当在刑诉法中明确,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其所享有的权利由近亲属享有或者规定被害人近亲属具有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当然,对于具有多名近亲属的刑事案件,应当保证所有近亲属均享有这些权利。
以上关于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主要是程序方面的。但是,程序保障侧重于案件发生以后的事后救济。为了更好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将防线前移,通过完善刑法加大对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护。
四、加强被害人实体保障的立法建议
通过见诸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公权暴力侵害民众利益呈现出越发越烈的态势,而依靠更大公权来制约公权滥用,通过司法事后救济来维护民众权利,已经是捉襟见肘。所以,为遏制公权滥用,保护被害人权利,应当放宽刑法对公民自力救济的限制。现行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本应成为被害人自我保护的有力武器。但是,可悲的是,在近年来频发的公权暴力侵权案件中,被害人的奋起反抗却换来了牢狱之灾。比如,发生在辽宁抚顺的杨义案。在拆迁者首先对被拆迁者家属实施非法拘禁,并准备用铲车实施非法强拆的情况下,行为人持刀将现场指挥者杀死,本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当防卫行为,却被司法置于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境地。
最近,被媒体曝光的地方政府委托“安元鼎”非法拘禁、殴打访民事件中,作为被害者理应有权对暴力拘禁者、暴力截访者进行防卫。可是,如果真的有被害人将截访者、侵权者打死或者打伤,又难免牢狱之灾。
所以,面对日益频发的公权暴力侵害事件,应当赋予被害人更多的防卫权。就现行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应该增加一款作为正当防卫制度的第四项内容,即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利用职权侵害公民人身权益和重大财产权益,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当然,我们并不奢望通过这样一条规定,完全遏制住公权暴力侵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条特殊的规定至少能够对那些滥权者以威慑,也必将对遏制公权暴力起到积极的作用。甚至,这样一条规定的入法和实施,对于遏制诸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这些刑事司法顽疾,也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公权滥用者会考虑对民众实施暴力的成本和风险,毕竟,依据这条规定,被害人将他们打死是不负刑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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